【文/观察者网 心智观察所】
一、一场晚宴上的失控时刻
2010年夏天，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在学校著名的柱廊俱乐部晚宴上，一群保守派知识界人士正在聚餐。席间，一位保守派教育机构高层突然开始用极其粗鄙的语言谈论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那种轻蔑、敌意与毫无掩饰的恶意，让坐在一旁的政治理论博士生劳拉·菲尔德感到震惊。
她后来回忆，当时自己走进洗手间，对着镜子问了一个问题：
“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
多年后，她把这个瞬间写进了《狂怒的心灵》。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觉醒时刻”。因为在那之前，菲尔德其实长期身处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圈内部。
她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接受训练，师从施特劳斯学派学者利昂·克雷格，后来又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政治理论博士学位。她熟悉美国保守主义思想传统，也熟悉那些后来进入特朗普政府的人。她的同学中，有人后来成为特朗普政府教育政策体系的重要成员；她自己也长期在保守派学术环境中成长。
正因如此，《狂怒的心灵》与许多自由派媒体对特朗普主义的批评完全不同。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不是站在外部进行道德谴责，而是从内部视角，追踪美国新右翼如何完成了一场思想上的激进化。
菲尔德知道这些人读什么书，崇拜哪些思想家，用什么语言互相识别，又如何一步步把原本属于学术圈、智库和小众论坛里的理论，变成现实政治中的行动纲领。
她并不认为特朗普主义只是“民粹主义情绪失控”那么简单。
相反，她认为，2016年至2024年之间，美国右翼知识界发生了一场深刻变化：原本在传统保守主义中负责约束极端主义的人，开始主动为激进政治提供理论合法性；原本自称维护美国宪政传统的人，开始系统性地为反自由主义政治寻找哲学依据。
而且，这并不是街头煽动者完成的。
恰恰相反，推动这一变化的人，大量来自哈佛、耶鲁、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圣母大学等美国最顶尖高校。他们拥有博士学位，在大学任教，在智库担任研究员，通过播客、博客、出版、社交媒体和政策网络，不断塑造共和党的思想方向。
对于很多中国读者而言，美国政治常常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割裂感：一边是高度制度化、精英化的国家机器；另一边却是越来越情绪化、极化的政治现实。
《狂怒的心灵》的价值，就在于它试图解释：这种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二、“MAGA”背后，并不只有特朗普
在中国舆论中，“MAGA”往往被直接等同于特朗普本人。
但菲尔德提醒读者，特朗普并不是这场运动真正的思想源头。
“MAGA”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缩写，它当然来自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但在特朗普背后，其实存在一个持续数十年的思想积累过程。
这些人长期不满美国自由主义秩序。
他们认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的政治共识，已经导致国家陷入衰败：传统家庭瓦解、宗教影响力下降、制造业空心化、大学左倾、媒体精英化、边境失控、全球化掏空中产阶级，美国越来越不像他们心目中的“真正美国”。
更关键的是，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变成了一种会不断扩张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眼里，自由主义不再容忍不同价值观，而是在不断侵蚀传统宗教、地方共同体和民族认同。
菲尔德认为，这种情绪最终汇聚成了美国新右翼。
而她对这场运动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对其内部派系进行了细致划分。
在很多媒体叙述中，美国右翼往往被简单概括成“特朗普派”。但事实上，新右翼内部存在复杂分层，不同派系既彼此合作，也互相竞争。
其中影响最大的，大致包括四类：克莱蒙特派、后自由主义者、民族保守主义者，以及更激进的“硬右翼”。
三、克莱蒙特派：从“美国建国神话”到政治动员
菲尔德首先分析的是“克莱蒙特派”。
这一派系以美国加州的克莱蒙特研究所为核心。它在中国并不像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知名，但在美国保守主义内部影响极大。
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是德国犹太裔政治思想家，二战前逃离欧洲，后来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他在美国政治哲学界影响深远。施特劳斯强调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性，认为现代自由主义社会过于相对主义，缺乏共同的道德基础。
在施特劳斯之后，他的学生群体逐渐形成不同流派。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强调美国“建国原则”的克莱蒙特派。
这一派系认为，美国建国时期形成的政治秩序，几乎代表了现代文明最优秀的政治结构。
他们强调《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所谓“建国者精神”的神圣性，并认为后来的进步主义运动改变了美国原本的道路。
在他们看来，美国如今实际上存在“两种宪法”：
一种是建国者留下的原始美国；另一种则是罗斯福新政之后逐渐扩张的联邦行政国家。
而特朗普，则被他们视为重新夺回“真正美国”的机会。
菲尔德书中反复提到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93号航班选举》。
2016年总统大选前夕，保守派思想家迈克尔·安东匿名发表这篇文章，将特朗普竞选比作“9·11事件中被劫持的93号航班”。
迈克尔·安东
中国读者可能需要一点背景。
2001年“9·11”恐怖袭击中，被劫持的93号航班并没有撞向目标。机上乘客意识到飞机可能将被用于袭击，于是集体冲向驾驶舱反抗，最终飞机坠毁，乘客全部遇难。
在美国保守派叙事中，这架飞机长期象征“绝境中的最后反抗”。
安东在文章中说，2016年美国已经到了类似时刻：
如果右翼不“冲进驾驶舱”，美国就会彻底毁灭。
哪怕特朗普很糟糕，也必须支持他。
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特朗普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宣言之一。因为它第一次系统性地把美国政治描述成一种“生死存亡状态”。
在这种逻辑里，传统规则已经不再重要。如果国家已经处于崩溃边缘，那么非常手段也就变得合理。
菲尔德认为，这种思想后来一路延伸，最终进入了2020年大选争议和“国会山事件”的政治逻辑。
她尤其注意到克莱蒙特派内部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他们越来越相信，真正的“真理”只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
这种思维本来来自施特劳斯学派的“隐微写作”传统。施特劳斯认为，古代思想家在政治高压环境中，经常会把真正观点隐藏在文本深处，只让少数有能力的人读懂。
但到了特朗普时代，这种思维逐渐演变成一种对“隐藏真相”的执迷。
菲尔德认为，这也是为什么部分新右翼知识分子后来极易滑向阴谋论。从“深层政府”到“大替代论”，再到2020年大选被“窃取”的说法，其实都共享一种思维结构：
真正的权力和真相被隐藏了，普通人看到的只是表象。
四、从学术讨论，到“政变备忘录”
五大配资《狂怒的心灵》最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展示了一条完整链条：思想如何一步步进入现实政治。
书中最典型的人物之一，是约翰·伊斯特曼。
他不是街头阴谋论者。
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的书记员，是正统法律精英。
但正是他，在2020年大选后撰写了那份后来臭名昭著的“政变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试图论证：副总统彭斯可以拒绝认证部分州的选举人票，从而推翻拜登胜选结果。
中国读者如果不熟悉美国制度，可能会觉得这里很奇怪。
美国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而是由“选举人团”制度决定。总统大选结束后，各州会确认选举结果，并由国会在次年1月正式认证。
伊斯特曼的理论核心，就是试图利用认证程序中的模糊空间，让副总统拥有“决定哪些州选票有效”的权力。
问题在于，美国宪法和历史实践从未赋予副总统这种权力。
甚至连很多保守派法律人士都认为，这套理论完全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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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德引用了彭斯律师与伊斯特曼的邮件争论。
律师直言不讳地说：
“你的理论根本不会在法院获胜。”
但伊斯特曼依然坚持。
而最终，2021年1月6日，支持特朗普的人群冲击美国国会大厦。
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国会山事件可能更多是一场电视新闻中的政治骚乱。
但在美国政治内部，它的象征意义极大。
因为这是美国两百多年历史中极少数针对权力交接程序本身的直接冲击。
菲尔德最尖锐的批评之一，就是她认为：
部分新右翼知识分子并不是在阻止这种情绪，而是在不断为这种情绪提供理论正当性。
五、“自由主义为什么失败”
如果说克莱蒙特派更多强调“美国建国传统”，那么另一批新右翼思想家，则开始直接挑战自由主义本身。
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帕特里克·德尼恩。
2018年，他出版《自由主义为什么失败》，迅速成为美国保守主义世界最重要的书之一。
德尼恩的核心观点非常简单，但也极具冲击力：
自由主义不是“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太成功，所以必然走向失败。
他认为，自由主义不断强调个人自由、个人选择与个人权利，最终会摧毁传统共同体。
家庭会瓦解。
地方社区会衰弱。
宗教会失去影响力。
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真正稳定的纽带。
最终，社会只剩下孤立个体与庞大国家机器。
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这种批评其实并不陌生。
过去十多年里，全球范围内都出现过类似讨论：
现代社会是否过于原子化？
互联网和资本主义是否正在摧毁传统社会结构？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感到孤独、失去意义感？
也正因如此，菲尔德并没有简单否定德尼恩。
她承认，自由主义社会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但她认为，德尼恩的问题在于：他把自由主义描述成了一个单一、稳定、没有内部变化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德尼恩后来逐渐从学术批评走向了更激进的政治主张。
他开始强调“政权更替”，强调必须利用国家权力重新塑造社会秩序。
这意味着，新右翼已经不再满足于批评自由主义，而是开始思考：
如果自由主义秩序崩溃之后，新的政治秩序应该是什么？
六、“共同善宪政主义”：谁来定义“善”
比德尼恩更激进的，是哈佛法学院教授阿德里安·弗米尤勒。
他提出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共同善宪政主义”。
简单来说，他认为，美国宪法不应该只是限制政府权力，更应该主动塑造“良善社会”。
国家有权通过法律培养公民德性。
如果必要，甚至可以强制塑造人们的行为习惯。
这一思路明显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
传统自由主义强调，国家应尽量保持中立，不替公民决定“什么是好生活”。
但弗米尤勒认为，这种中立本身就是幻想。
所有政治制度都会隐含价值判断。
既然如此，不如公开承认国家应该追求某种“共同善”。
菲尔德尤其警惕的一点，是弗米尤勒长期研究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
施米特是20世纪极具争议的政治理论家。他曾为纳粹政权服务，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就是强调政治的核心在于“敌我划分”。
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它试图消灭政治冲突。
但现实中，政治永远意味着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而在危机状态下，主权者必须拥有超越正常规则的权力。
菲尔德认为，这种思维正在深刻影响部分美国右翼知识分子。
他们越来越不相信程序、协商与妥协，而是更强调政治斗争本身。
七、民族保守主义：从边缘论坛走向共和党主流
近年来，美国右翼内部最活跃的概念之一，是“民族保守主义”。
它的代表人物约拉姆·哈佐尼出生于以色列，长期研究民族国家理论。
他认为，现代世界最稳定的政治结构，不是全球化自由主义，而是拥有共同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往往会演变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
因为它总试图把同一种政治模式推广到全世界。
民族保守主义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它的组织能力。
过去几年，“民族保守主义大会”逐渐成为美国右翼重要平台。
越来越多共和党政客、媒体人和思想家开始参加。
菲尔德特别追踪了一个变化：
最初，民族保守主义组织者还试图与白人民族主义保持距离。
但几年之后，很多更激进、更极端的人物，开始陆续进入这一体系。
这种“边界不断右移”的过程，是《狂怒的心灵》中反复出现的一条主线。
原本被视为边缘观点的东西，正在逐渐进入主流。
八、大学、媒体与文化战争
中国读者理解美国新右翼，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右翼如此执着于大学、课程和文化议题？
菲尔德对此给出了重要解释。
因为新右翼普遍相信一句话：
“文化决定政治。”
他们认为，美国左翼过去几十年真正成功的地方，不是赢得了某次选举，而是控制了大学、媒体、教育体系与文化工业。
因此，右翼必须发动“反向长征”。
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大学逐渐成为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种族、性别、身份认同、多元文化等议题，长期由左翼学者主导。
很多保守派因此认为，大学已经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机器”。
于是，围绕教育体系的战争开始升级。
特朗普政府时期出现的“1776委员会”，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该委员会试图重新定义美国历史教育。
它强调美国建国传统、爱国主义与民族认同，反对“1619计划”等强调奴隶制历史与结构性种族问题的叙事。
中国读者可能不熟悉“1619计划”。
这是《纽约时报》发起的一项历史叙事项目，试图把1619年第一批非洲奴隶抵达北美，视为美国历史真正的开端。
保守派认为，这种叙事会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建立在奴隶制原罪上的国家。
而1776委员会，则试图重新强调美国建国理想。
菲尔德对这份报告的批评极其严厉。
她指出，报告在前半部分几乎完全回避奴隶制问题，却大量攻击“身份政治”。
在她看来，这并不是严肃历史讨论，而是一场意识形态反击。
但值得注意的是，菲尔德并没有因此完全站到自由派大学一边。
她坦率承认，美国高校内部确实存在严重问题。
例如意识形态同质化、学术官僚主义膨胀、政治分裂加剧，以及大学越来越脱离普通社会。
这也是《狂怒的心灵》最有意思的地方。
它并不是一本简单的“反特朗普”作品。
菲尔德真正关心的问题，其实是：
为什么自由主义秩序会失去越来越多人的信任？
九、“观念优先”：一种危险的政治思维
全书最深刻的部分之一，是菲尔德对“观念优先”思维方式的批判。
这种思维在美国保守主义知识界极其常见。
他们相信：
思想决定文化，文化决定政治。
因此，一切现实问题最终都可以追溯到某种错误观念。
菲尔德认为，这种思维的问题在于，它很容易脱离现实。
一旦人们过度沉迷宏大理论，就会忽略具体历史与真实社会。
她举了很多例子。
例如，一些新右翼思想家不断强调美国建国原则，却刻意淡化奴隶制历史；不断强调“传统价值”，却回避现实中的种族压迫问题。
在菲尔德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抽象化政治。
宏大的概念掩盖了真实经验。
更危险的是，当人们相信自己掌握了某种“终极真理”后，就容易把政治斗争理解成善恶之战。
而一旦政治变成“生死斗争”，民主制度中原本必要的妥协空间就会迅速消失。
十、为什么这本书重要
《狂怒的心灵》最值得认真对待的地方，并不是它对美国右翼的批评本身。
真正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种全球性现象：
当社会陷入长期焦虑时，知识精英会如何重新发明意识形态。
在很多人印象中，今天的政治极化似乎主要来自社交媒体、短视频和情绪化传播。
但菲尔德提醒读者，真正危险的变化，往往发生在更深层。
那些最受过教育的人，正在重新为反自由主义政治寻找理论基础。
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破坏民主。
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拯救文明”。
这也是为什么，《狂怒的心灵》远不只是一本关于特朗普的书。
它真正讨论的是：
一个社会的知识阶层，为什么会逐渐失去对自由主义制度的信心。
更进一步说，它讨论的是一个更普遍的问题：
当一个国家长期陷入文化战争、身份撕裂与制度失信时，政治会不会重新滑向“朋友与敌人”的逻辑？
而这，或许正是今天美国最深层的不安。
菲尔德在书的结尾并没有给出简单答案。
她承认，自由主义社会存在很多问题；也承认，新右翼提出的一些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但她最终仍然坚持：
自由主义的问题，不能通过更激进的反自由主义来解决。
因为一旦政治彻底沦为敌我战争，最终被摧毁的，很可能正是那个原本允许不同意见共存的公共空间。
而这，正是《狂怒的心灵》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
它让人意识到，美国今天发生的，并不仅仅是一场党派斗争。
而是一场关于“美国究竟是什么”的长期思想战争。
并且，这场战争仍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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