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盈投资万方: 看《雷雨》应有一种对人的悲悯的目光

10月28日晚盈盈投资，“名家讲经典——万方、王可然：从《雷雨》开始，谈戏剧如何走近年轻人”文学活动在北京电影学院成功举办。活动邀请作家、剧作家万方，央华戏剧艺术总监、导演，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王可然一起，从曹禺的经典剧作《雷雨》出发，为现场师生及线上读者讲述经典戏剧的创作历程与当代生命力，探讨戏剧如何走近年轻人。活动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张引墨主持。

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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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18岁时便起意创作《雷雨》，在心中酝酿五年，23岁时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完成了这部作品。曹禺晚年回忆，自己写作时并没有“揭露封建大家庭”的想法，而是有“一种情感的暗流”促使他发泄心中的愤懑。剧本完成后交给好友，在抽屉里放了一年，直到巴金翻开读后热泪盈眶，《雷雨》才得以发表。90余年来，《雷雨》不仅多次被重新解构搬上话剧舞台，也被拍成各类影视作品，改编为歌剧、舞剧、各类地方戏曲剧种等，成为跨越媒介与时代、持续焕发艺术生命力的经典之作。在万方看来，《雷雨》能够长演不衰到今天，“它真的活下来的是这些人物，在他们身上蕴含的人性。人性是创作者始终要追索、深挖的东西” 。

作家、剧作家万方。

万方回忆，自己四五岁时第一次随父亲到首都剧场看《雷雨》，被第三幕的雷声吓哭，父亲一把将她夹在胳膊底下带出了剧场；后来，父亲常牵着她站在侧幕边看戏，看音效师如何精妙地掌控着力度和节奏，把大自然的万千气候带进剧场。“回头想，我觉悟到人的分娩不只是在离开母腹的那一刻，人生中会经历数次分娩，其中重要的一次是爸爸让我在首都剧场的母体中出生，开始吸收来自戏剧艺术的养分。”年轻时万方更多被曲折的故事吸引，如今才越来越读懂父亲所说的《雷雨》是“天地间的残忍”：“人都是很可怜的，都自以为能够掌握命运，但实际上却被命运所吞噬。”她认为，看《雷雨》应当有一种对人的悲悯的目光，甚至认为这正是曹禺写作《雷雨》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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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对《雷雨》的理解随年岁增长而不断深入，这恰恰说明经典经得起不同角度、不同人生阶段的反复解读，这正是经典历久弥新的原因。王可然认为，大部分戏剧作品会随着时间被消耗掉，但经典不会，“如果我们对经典陌生了，那一定是解释经典解释错了”。他指出，《雷雨》中弥漫着“苦闷”：周冲的苦闷可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找到回响，周萍的苦闷是向上走时的种种束缚，繁漪的苦闷是对爱情求而不得，周朴园的苦闷则是父子之间至死未能和解。“表象是家庭纠纷，根子全是人性在细节中最真的记录。”

央华戏剧艺术总监、导演，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王可然。

王可然认为，曹禺作品的价值远未被充分发掘，《日出》写的不只是当时的社会问题，《北京人》也远不止一个家庭的伤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王可然邀请法国导演埃里克执导《雷雨》和《雷雨·后》。在他看来，《雷雨》是一部能够跻身世界一流戏剧文本的中国作品。万方表示，戏剧受制于舞台空间与演出时长，因而需要技法；《雷雨》遵循“三一律”，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集中展开剧烈的情感冲突，“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难的”。埃里克在舞台上堆起一座煤山，起初令她不解，最终却让她觉得非常妙。“真正的经典，不分法国人、中国人、美国人，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理解力来做独特的呈现。”万方创作的《雷雨·后》，则从原作中常被删去的序幕和尾声出发，书写三位老人在岁月冲刷之后的故事。王可然对此评价道：“它绝不是对曹禺《雷雨》的续写，而是万方将自身灵魂深处的情感、漫长人生经历中的喜怒哀乐与道德评判，投射到这三个人物身上所生成的故事。这部作品尖锐、犀利而不可阻挡，其中流淌着曹禺的血液，却又对曹禺笔下的人物作了更深的悲悯处理。”

对《雷雨》中人物命运的持续思索，也让万方萌生出要将他们写下来的想法。今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万方的新作《繁漪女士》。万方坦言，繁漪是她“爱的女人”，对这一人物的认识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变化，“她会带领我进入一种我内心的狂野地带”。她当场念起父亲当年写繁漪的话：“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地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息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沙上。”万方认为，这样的女人在今天越来越稀有；在王可然看来，今天繁漪这样的女人并不少，繁漪式的爱情依然存在，“它让我们的生活不平淡、不平庸”。

对繁漪式爱情的理解，万方与王可然看法不一，但两人都认同，作品要真正立得住，离不开一个“真”字。王可然认为，作品不能抓人的根本，在于失去了“真”的能力。他引用谢晋的话，看剧本时“眼睛三次落泪”，便把它列入待拍的剧本，“作品要到达的层面，是让人从内心不需要解释就与之互动的地方。只有‘真’才能让人共情”。万方对此深表认同，她以比诺什主演的《茫然女王》为例，这部写失智老人题材的电影让她半天缓不过来，恰恰就是因为“真”：“它让人想到生命，想到应该怎么活着。‘真’并不枯燥，‘真’其实就包含了一切，只要你初心是‘真’，就能够有一条道路通向一个好的作品”。共情不仅关乎艺术，也关乎戏剧的生存。王可然指出：“商业的本质不是交换娱乐，商业的本质是价值。一个戏剧作品有多少共情，就拥有多少商业的可能性。”